AI大行其道的年代，人类难道真的要去与机器竞争吗？技术与艺术之间的辩论或许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在不同创作者的实践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何与技术共处，以及如何用思辨性的视角看待“创造力”在这个时代的意义。
作者 | Ariana
编辑 | 宋爽
题图 | 现代汽车文化中心
以创造力为核心的行业一度引领时代的风向，可是今天，它的命运正在不断被改写。
AI技术全面渗透进创意产业的每一道工序，软件的升级不断拉低创作的门槛，也在重塑行业的规则。依靠创造力谋生的人正在经历着空前的身份危机。在社交平台上搜索“艺术生”，最先看到的大概率不会是他们的作品，而是就业焦虑、转行方向和铺天盖地的自嘲与调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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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创作”似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，更深层的问题却逐渐浮现：是人借技术表达，还是技术借人之手生成内容？AI大行其道的年代，人类难道真的要去与机器竞争吗？技术与艺术之间的辩论或许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在不同创作者的实践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何与技术共处，以及如何用思辨性的视角看待“创造力”在这个时代的意义。
在平面设计师何见平看来，设计工作讲究的是一种“心法”。信息过载的年代里，设计师更需要关注的问题是：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深度思考。长期的教学实践下来，何见平还发现：“设计教育的核心与传授技法无关，真正该思考的是如何引导学生建立设计的思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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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满不确定性的AI工具，在艺术家颜文笛手中被精准、高效地运用，搭建出一个个难以用语言归纳的精神世界。她的CGI影像作品《胡桃宫梦志》以真实史料为基础，通过艺术想象探索一个虚构人物的精神世界，将观众带入一个横跨中欧、虚实交织的知识幻境。“这种创作方式能最大限度地释放我的想象力，让我快速以极繁主义的方式构建一个异托邦。”她说。
艺术家组合孙天一与菲尔·古希特则将目光对准了技术的背面。他们的影像作品《40纪元》描绘了声音模型的训练过程，让我们看到智能系统背后被掩盖的人类劳动，其中既包含大量重复性的数据输入、标注、调试工作，也夹带着难以衡量的情感、伦理与文化成本。在他们看来，技术并非中性的，它正在悄无声息地重塑人类的情感结构与自我认知。
将工作“外包”
人工智能工具的进化速度超乎我们的想象。ChatGPT刚刚面世时还只是一个聊天机器人，现在，它已经可以在短时间内生成图像、设计logo，甚至生成视频。一切都变得如此高效、便捷。理论上讲，我们应该可以过上凯恩斯曾经大胆预言过的那种“理想生活”——把繁复的工作“外包”出去之后，我们会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去寻找乐趣，或者将思绪转向更有价值的领域。但现实好像恰恰相反，越来越智能的AI工具不仅没有简化我们的工作流程，反而将人推向更大的危机感之中。
工具的进化降低了创作的门槛，与此同时，“好的设计”也越来越稀缺。何见平心目中“好的设计”建立在三个基本维度上：清晰准确地传递信息、打动人心、具有美感。这与胡适对“好文学”的三点判断——明白清楚、有力动人、美——遥相呼应。他进一步引用了日本设计师石冈瑛子的标准——原创性、革新性与超越时间的持久性——作为评判优秀设计的另一组坐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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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AI创作工具的普及加剧了大众对“速度”的追求，设计师们不得不加快交付节奏以应对这种趋势。“被压缩的，恰恰是最宝贵的思考时间。”何见平指出，“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打磨作品，就容易倾向于用夸张的表现形式来掩盖作品内在的不成熟。思考一旦被过滤掉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繁荣的表象只是一种障眼法。”
“真正的平面设计师不会有太强烈的危机感。”何见平坦言，“有些人只是从网上搜集素材、筛选拼贴再略做修改，就把它当成自己的‘作品’，那么现在AI完全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、更快，他们的工作自然会被取代。”AI技术的平民化，让许多本属专业的工作开始向大众开放。它模糊了设计师的职业边界，同时也暴露出许多人的创作实际上缺乏原创精神与判断力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技术革新是一个“去伪存真”的过程。
与工具争夺创作主权
尽管AI工具正在不断改变创作方式，颜文笛却从未将它视为可以“接管”艺术家主权的存在。她的影像作品《胡桃宫梦志》刚刚获得了第六届VH AWARD大奖，目前正在现代汽车文化中心展出，其中大量使用了图像生成、声音合成和虚拟引擎建模等工具。
颜文笛的创作以史料为基础和出发点，通过艺术想象探索一个虚构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，由此提出某些在学术世界之外也仍具思考价值的问题。她表示：“通过CGI技术，我可以对每个镜头内容与呈现方式进行最精细化的控制。这种技术手段使我的影像能够承载更多源自历史研究的灵感，并将其转化为具有启发性的新颖叙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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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对AI也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感。”颜文笛强调，AI并不参与她创作的起点，尤其是在构思文本、建立逻辑、打磨语言的阶段，“即便自己写的文字生硬，或者卡在一个段落想不出来，我也不会让AI介入。文本是影片的骨架，是最核心、最‘我’的部分。”她更愿意把AI视作一种协作对象——介入时机必须准确，方式也需审慎。
在这种“以人为本”的创作方法中，技术的角色被界定为可调度、可控制的工具，而非主导创作方向的力量。“我从来不认为AI是威胁我的存在。做艺术作品时，更重要的是我作为人在世界中的感受，以及把这个体验转化为某种叙事的过程。”颜文笛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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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在创作中的定位，正是当下的艺术创作乃至艺术教育都面临的问题。越来越多高校开设了以“传授方法”为主的课程，何见平并不否认这种转向的必要性，但他认为，不该因技术革新带来的焦虑而忽视艺术教育的根本使命：“教育最终的目的还是培育一种独立的艺术观点，或者说艺术思想、设计思想，这个是教育能否成功的关键。”他引用麦克卢汉的观点——科技一旦落伍，它将成为艺术——进一步解释道，“科技无非是我们用于表达的众多媒介中的一项，如果过分关注技术而忽略了所谓的‘人文素养’，我们终将受制于科技、受制于文本。”
在何见平主导的DSa设计工作坊中，教学并不围绕工具本身展开，而是帮助学生建立一个“能够穿透技术表层的思维方式”。他希望学生能回到问题的根本，真正理解设计的内涵。在这种教学理念下，AI是一种需要被整合进思维结构、服务于思想表达的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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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背后，是谁在劳作？
在关于AI的讨论中，我们总习惯聚焦它带来的“效率革命”，却很少进一步追问：智能系统高效运转的背后，是谁在为这一切提供基础？我们又要为之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
艺术家孙天一与菲尔·古希特通过他们的影像作品《40纪元》正面提出了这个问题。这部半虚构的影片讲述了人类训练声音模型的过程，展现了一个个体被系统持续“征用”的经历：她反复朗读、修正语调、调控呼吸，将自己声音的每一个细节献给模型，用以训练它成为“更像人”的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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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40纪元》的灵感来源于孙天一与菲尔·古希特长期以来共同训练的一个智能声音模型项目。“起初只是一次技术层面的研究，但很快就演变成一个在情感、观念与伦理层面都更为复杂的探索。”他们提到。这种训练不是一次性的，而是要经历至少40个epoch（训练轮次）。这意味着影片中的女主角需要一次次进入系统，重复相同的语句、不断地变化语气……最终她甚至无法分清哪些声音是她的，哪些是模型的。
两位艺术家说，之所以拍《40纪元》，是因为人们在谈论AI时太容易忽略人的存在，而这部作品恰恰提醒了我们：技术系统并不是凭空而来，它由无数重复、廉价、边缘化的劳动堆积而成。
《40纪元》在展览现场。（图/现代汽车文化中心）
这不仅指向AI背后的“数据体力活”——数据标注、声音捐赠、模型测试——也隐喻了现代技术系统在不知不觉中对人的磨损。一个日常运转的AI模型，需要持续占用大量服务器资源，进行大规模的无谓运算。仅一次模型训练，可能就会消耗上百万千瓦时的电力。“智能”不是凭空而来的，而是在全球性的电力与数据劳工系统中被吞吐出来的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被工具“压榨”的人们无力抵抗，就像《40纪元》的主角一样，在重复的劳作中被兼并。孙天一与菲尔·古希特发现：“这些结构往往深入到我们的日常，以至于‘反抗’甚至不被视作一种可行的选项，更多时候是一种缓慢而无声的吸收：个体性在这些系统面前逐渐退让，几乎不被察觉。”
（图/现代汽车文化中心）
对“劳动痕迹”的关注，在何见平为艺术家厉槟源设计的展览海报中也得到回应。这位艺术家曾在2023年担任Design Summer论坛的演讲嘉宾，回忆起厉槟源的作品，何见平认为那是一种“与发展背道而驰的东西”，却“坚硬有力”。为了还原这种感受，他找到一座被遗弃的造纸厂，让石刻匠人在砖墙上一笔一划凿出了展览标题“成为厉槟源”。“数码时代，我期待这样的评论：‘P得像是真刻出来一样！’”何见平这样说。
数字技术不断消解着“真”与“假”的边界，这种真实、缓慢、有损耗的劳动，让我们又重新回到最初的问题上——在一切都可以运算的今天，还有什么是不能被替代的？
（图/现代汽车文化中心）
我们开始格外在意那些无法轻易复刻的东西：一块砖墙的凿刻声、一段语调的微妙变化、一句未被润色的笨拙陈述。正是在这些“低效”、缓慢、带有瑕疵的过程里，我们才再次确认了某些经验的不可替代。
创造力不只是生成内容的能力，它更关乎对世界的感知方式。而“艺术生”这个身份——在调侃、自嘲与质疑之下，或许仍有被重新书写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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